《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六
第二章：看守所的日子
第一轮审讯
五中批斗会过后的第二天，我被带到审讯室。终于当局跟我面对面对话了。我坐在审讯室里冰凉的水泥墩子上，抬头看到对面桌子后面坐着三个军人，桌子上摊了一大堆的纸张，满屋烟雾弥漫。很显然，刚才那三人已经猛抽了一阵烟。
开始，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以及家庭的一些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这两天的批斗，有什么想法？”我又能有什么想法呢？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有罪，接受批斗。”
“过来看看，这当中的歌纸哪一张是你的？”
于是我走上前去，望着桌上一大堆的《知青之歌》歌纸，有油印的、有铅印的，大部分都是手抄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我当时创作是四段，而这些歌词中有三段、有五段，甚至还有六段，其中居然还有“姑娘”、“爱情”之类的，等等。
“一张都不是我的。”我坚定地回答，因为我知道，从这歌问世后，我没有给过任何人歌纸，因此心里是坦然的。
“那你把你的歌写一遍给我们。”
于是，在“娃娃桥监狱”里，我当场写下了当时的《知青之歌》的全部词曲，这就是三十八年后的二 OO 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 O 0九年一月二十日在南京举办的“南京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展”中展出的歌纸。
也就是这时，我才知道，在我二月十九日被捕以后，同一屋的黄力、高齐克也不同程度地被隔离，接受审查。那时候，当局有一个阴谋，力图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因此，从一开始提审，就在“集团”上做文章，如果真的是“反革命集团”，那么其他的“罪行”也就顺理成章了。后来，在我回到永宁公社批斗时，黄力、高齐克就被押在台上，很明显，是“杀鸡做猴”，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不老实，任毅就是你们的例子。
与此同时，专案小组的成员在我当时插队的地方，广泛制造舆论，一开始就抛出我出身不好、一贯反动的套路，所谓表现好，那都是假的。同时，那些平日里和我相处较多的知青，也脱不了干系，他们的档案也被专案组调去，等到一九七七年知青大返城时，有些档案却找不到了，几乎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这就是当时专案组留下的祸根。
那段日子里，我几乎白天出去批斗，回来就被提审，有时甚至夜晚也被拉出去审问，让你疲劳至极、恐怖至极，让你从精神到肉体，一刻也得不到休息。但公道地说，我一直没有受到过体罚，甚至紧铐子也没有对我使用过，这有点奇怪。其实提审我的军人心中知道，从一开始我被抓进来，就是被内定死刑的罪犯，反正早晚一天都是死，又何必再给他比死小得多的额外痛苦呢？这也许是他们的恻隐之心？
军人看守们在深挖不到“集团”作案的罪行后，也深感遗憾，于是对《知青之歌》的内容任意罗织罪名，肆意曲解，牵强附会，以“莫须有”的罪名置我于死地。
提审的内容和外出批斗时的内容如出一辙。
他们说：《知青之歌》是反动歌曲。从开始定案就是反动歌曲，南京城的大批判专栏，显著标题就是“彻底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他们说我写这支歌的目的就是反对上山下乡”，他们说我的歌词中的第一段“表面上是描写家乡，写了南京的古老和美丽，实质上的罪恶目的是让知青留恋家乡，煽动知青不下乡”。
我回答他们说：“南京是伟大祖国的一颗明珠，难道热爱故乡也是反动的吗？南京又不是台北。”
他们告诉我说：“《知青之歌》是建国后未经报刊正式发表，未经广播正式播出，传播最广的一首歌，传播越广就越反动。”
我说：“《东方红》当时也不是没有正式发表，是传播最广的一支歌，照你们的逻辑……？”
他们把桌子一拍站了起来，指着我大声喝道：“你竟敢把你的反动歌曲和革命歌曲相提并论，反动透顶！”就此，我又被加上了一条罪状。
审讯的开始阶段，他们就曾讲过：“我们不想问你别的情况，你就把这歌词的二百多个字一一给我们解释清楚。”我按照他们的要求，依据当时创作时的真实意向一一向他们进行了解释。他们却又说我不老实，给自己狡辩。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以沉默应对，只得听任他们的强词夺理，栽赃陷害了。
他们说我歌词中的“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资产阶级的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恋城市，贪图享乐，煽动知青不下乡，直接破坏上山下乡的战略部署。
他们说歌词中的“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人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呜冤叫屈，妄图翻案。
他们说歌词中的“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是散布悲观情绪，对知青的前途恶意诽谤。
他们说歌词中的“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是对知青改造祖国山河、四海为家的革命行动的反对，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要我承认歌词中不是“深浅”而是“深陷”。当初我是用形容词代替了动词，而他们却直接用动词了。两个字也许在传唱中走了样，而更为确切的是知青们自觉地改的，他们认为这样比较确切和真实，正像那天从南京到乌江的船上所见所闻那样。
他们说“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是对广大贫下中农和知青大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被披星戴月的火红场面的恶意中伤。
他们说歌词中的“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是把广大知青上山下乡的革命壮举说成无可奈何，迫于形势，从而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
他们说歌词中的“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相信吧，憧憬的明天，一定会到来”，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相信资本主义一定会到来，充会暴露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反动之极，恶毒透顶。
可是我当初创作的真实感想和意图又是怎样的呢？
歌词中的“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表达的是一种告别母亲和家乡的怀念之情，只是以离情别绪引出下面的叙述。与破坏上山下乡的指责似乎完全牵扯不上。
歌词中的“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人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这里借用了一支儿歌《金色的童年》，表达的是对学生时代那美好青春岁月的回忆和留念，然而这样的时代却因为上山下乡而彻底消逝，依然是一种怀念，与所谓的“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鸣冤叫屈”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歌词中的“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应该讲这一句歌词是比较隐晦，问题的关键出在“深浅”两字上，这明明是形容词，我却当做动词来使用。为什么用“深浅”两字呢？我自诩为存在着小资产阶级范畴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默认他所认定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不彻底性和狂烈性；所以，革命顺利时，以为一切皆好；革命失败时，以为一切又皆坏。这完全是一种善意的比喻，根本谈不上恶毒攻击。至于“深浅”改成“深陷”那完全是歌曲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状况。
歌词中的“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是当时真实生活的写照，我是想通过写实表达我们知青在艰苦环境中磨难，与刻意渲染农村的艰苦毫不相干，文艺作品的真实性他们全然不顾了。
歌词中的“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我创作的意图是：修理地球是沉重的，当然也是光荣而神圣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我们知青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什么时候有过选择的权力？一切早给你规范好，一切早给你计划好；如果你出身不好的话，早已将你划人另册。审讯者们指责我对上山下乡运动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似乎还有一点准确性。这我也不想辩解了。
歌词中的“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相信吧，憧憬的明天，一定会到来”，我当时的思想是：一切认命吧，一切现实点，干吧，干吧，慢慢地干吧，我们心目中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思想，至于“憧憬的明天”是什么？鬼才知道，但起码不是审讯者所说的“资本主义”。
“憧憬”两个字是指向往美好的意思，是形容词，审讯者似乎对这个词很感兴趣，问从何而来？我不相信他没有这个文学水平。我告诉了他这词的意思，并合诉他《解放日报》大概什么时候用过，我记得那时我还未人狱，我看过一篇文章中有，于是他可能查过这报纸，就再也没有追问这词的来源了。
对两百多个字的《知青之歌》审讯了几次，审讯者基本上搞清了我创作的意图。无论怎么曲解、诬告或无中生有，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一切都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了。
第一轮审讯过后，我被带着随同一些犯人出外进行巡回批斗，在这当中有一个所谓的“AC69反革命集团”引起我的好奇，那个“集团”的首犯叫王同竹，三十多岁，瘦弱而苍白，但不知为什么，在我眼里他却很清高。我只听说他是中央编译局的，因写“反动诗词”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而人狱的。
第二轮审讯
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了对我的新一轮审讯。审讯者们要在我身上乘胜追击，深挖罪行，扩大战果，以达到所谓的“一贯反动”的结论而置我于死地。
为了进一步证明我是一个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不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我被抓走的第二天，调查人员便进村了。他们在我插队的地方多次召开社员大会，逼迫和我一起插队的黄力、高齐克以及社员们提供我平日的反动言行，并威胁大家：“知情不报，同等罪行论处。”在这样阴森恐怖的高压政策下，他们的确收获了一大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把收集到的我以往的一些言论，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只取他们认为能证明我反动的那一句和那一段，比如我说过的“肯尼迪年轻有为，是美国历届总统中最年轻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很有水平，有可能要打开中美友好关系的大门”“希特勒的闪电战很厉害”“汪精卫写的字很好，尤其是梅花篆字写得很漂亮”等话语，统统认为是吹捧我们的敌人，为他们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即使我平日里说过的如“现在的学生天天学政治，学不到真正的文化知识，今后的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国、苏联的宇宙飞船都上天了，我很羡慕，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面朝黄土朝天地干活，也太落后了＂，这样的话也被他们认为是攻击我国的社会制度，对现实不满。
我平时喜欢开玩笑，说话不注意场合，不严肃，常常忘记自己出身不好属于另册里的人，但这并不反映我思想上和现实作对，然而审讯者硬是鸡蛋里挑骨头，凭想象无限上纲上线，反正你出身不好，那出身不好必然反动，硬把我朝死地里一步一步地推。
我们知青屋里的那尊从东葛公社的生产队的“忠字台”上“请”来的领袖石膏塑像，天长日久烟熏灰扰，渐渐地熏黑了，尤其那鼻子、耳朵黑得格外历害，有损光辉形象。于是我用抹布沾上点肥皂水轻轻地给他擦拭干净，拿在手中久久没再放在桌上，这里是不能待下去了，放在什么地方好呢？我本想放在窗台上，不行，万一开窗不小心碰坏砸烂，那可是掉脑袋的事。我环顾屋里，感到只有烧饭用的土灶台上最安全，最不容易碰到，也不会受到煤油灯的烟熏。于是我恭恭敬敬地拿着领袖石膏塑像，一边将他放在灶台上。
事实证明，这事的确成了我被定死罪的重要依据之一。
审讯者，他们把桌子狠狠地一拍，站起来咬牙切齿地指着我大声说：“你就是讲过这句话，你还不承认，我们调查过了。”说着拿起桌上的一沓纸朝我晃了晃，“有人民群众对你的检举揭发，你不承认，我们照样定你的罪”。
后来，在我死刑判决的依据上，这莫须有的指控还是硬扯到我的身上。
下农村前，区政府给每一个知青送了一套《毛选》四卷本，加上自己本来就有的，或亲戚朋友送的，这样每个知青都有好几套。我们四个人少呢也有近二十套，放在知青屋里，长长的一大排，厚厚的一大堆，平日里谁也不去翻它们。天长日久，上面都落下了厚厚的一层灰，既占地方又显得肮脏。
突然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堆在那里的选集歪了下来，好像少了好多本，“怎么回事？”我问高齐克。
“放在那里边也没有用，撕了点火烧饭用了。”高齐克头也不抬地回答了我，依旧朝灶膛里添柴，红红的火光映照着他那长着络腮胡子的脸，脚下却放着那已经被撕去大半的《毛选》书。这件事我们四人都不以为然，但四人中唯独我没有用过这东西点火，因为我从不下灶，但即便如此，这也是我的“罪行”之一。
下农村后，习惯于城市生活的知识青年对农村艰苦的生活十分不习惯，在城里，有父母的呵护，在这里，无人可依靠，一切靠自己。当地的领导和知青办早把对我们的信誓旦旦的承诺忘了个干净，也不再过问我们了，管你是死是活，还顾得上什么“再教育”。烧饭没有柴是常有的事，没有引火纸也是经常发生的事。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一九七0年三月六日，南京凤凰山铁矿的一个东北籍的技术员因为用了报纸做手纸，制造了轰动南京的“三．六反革命案”,他当时就和我关在一起。联想到我们在农村时撕《毛选》点火，似乎我们的“罪行”更大，不禁寒从心起。
但是，不管审讯员如何诱供、逼供，我都没有承认我撕《毛选》点火的事，我没做，我似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再说我也真的没做。但不管你如何解释，我的“罪行”中仍然包括了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下农村时，郑剑峰给了我一台自装的半导体收音机，我曾用它收听过“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那只是一个人在晚上偶尔听听，纯属好奇和空虚，从未对外讲过。我和黄力、高齐克都曾在五中广播站里工作过，离校赴江浦时，我们带下去一部收音机，是当时存放在广播站的抄家上缴的东西。到农村后，谙熟维修技能的高齐克把它给修好了，于是我们就用它来收听广播，也偶尔在晚上收听过几次“美国之音”的广播和音乐。就是这件事，也成了我的“罪状”，罪名是“长期收听敌台”。我承认我收听过“美国之音”，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知道了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载人上了月球的事。
下农村时，由于我们被弃之不管、无人过问，经常没有菜吃，没有柴烧，为了生计，我们曾半公开地偷过附近棉场的棉花秸和包菜，那是公家的。对于这样的指控，我毫不否认，爽快地承认了事。但我们从没偷过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文化大革命”中，我还是能把红宝书里的语录从头背到尾，可见我下的工夫非同一般。
但是，我开始疑惑了，教育知识青年，是很有必要的；但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到底谁教育谁？也正是两个命题时时困惑着我那天真的灵魂，我搞不明白，究竟是谁在糊弄我们？我们的醒悟，往往是一瞬间的事，但却是从无数次的量变发展到一定时候的质变。突然间，我明白了很多。
在审讯中，他们拿出一封信，这是我原准备二月二十日发出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请注意语录的第×页。”审讯者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是想让收信人看看这段语录，看看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和看法？”审讯者反问我。
我想回答：“我感到有点矛盾。”因为当年刷在墙上时，杨书记就是这样讲的，但是，我没有回答。
让我感到奇怪的事，这一条“罪状”并没有列入我的“罪行”之中。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办法解释，和杨书记一样，和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答案肯定都是一玫的：“这两句话有点矛盾。”巧的是，这样的事让我发现了，让我醒悟了。也许发现这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只是不愿说出罢了，那年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谁又愿惹事上身呢？
三个与众不同的审讯者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从监房到审讯室，又从审讯室回监房，我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来回。
寒冬腊月时，那冰凉的水泥凳子都被我焐热了。
每次审讯，问来问去的就这些事，翻过来覆过去，我烦了他们也烦了，该给我加的罪都加了，也该到了结束的时候，到了要我小命的时候了。我时时担心着。
一天，来了几个与众不同的审讯者，那平日威严有加的军代表显示出从未有过的笑脸，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看来这几个人大有来头。他们坐下后，又问起《知青之歌》的事，于是我照例像背书似的又讲了一遍，他们颇为耐心地听着，也不插话，点着烟，略显深沉的样子，听完我叙述后，其中一人又从包里拿出十多张纸，摊在桌上，示意我走上前来看。
“哪一张是你的？”审讯人员问。
看着桌子上那一张张的歌纸，手抄的为多，其次是油印的、铅印的，就像先前提审我时出示的一样，我一张一张地翻着，心中波涛起伏，感情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我的眼圈开始红了，喉头也哽住了，我想我的人生不会再有今天这番的激动了。一个人生活在地球上，随着地球的自转、公转，转到一定的时候也转不动了，消逝了。他应该给这个地球留下一些东西，才可不枉为来地球一趟。我想我留下了，我不后悔，人生也值得了。
“没有一张是我的。”我抬起头，肯定地对他们说。“那你的歌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于是我又把《知青之歌》的三段歌词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讲给他们听，他们不时打断我，因为我讲得太快。他们要我讲慢些，以便记录详细些。
说完以后，他们互相用上海话交谈起来，他们是上海人！因为我有很多亲戚是上海人，对他们的讲话早就很熟悉了。难怪军代表如此“温良恭俭让”。
“上海人”提审过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人来提审我，狱中的老犯人们认为该到结案的时候了，“带班的”说：“还会有一两次提审。”果不其然，这一天我又被提了出去。
这一次的提审和过去大不相同，没有了过去提审时的阴森恐怖，气氛也不肃杀，来的几个人和颜悦色，慈眉善目，落魄中显示出做学问人的派头。
这一次的提审也很奇怪，他们问的不是歌的内容，而是歌的曲调形式，纯属学术上的问题，很显然他们是音乐界的专业人土，被请来作最后提审的，以便完善我的“结案报告”。
他们详细地问了曲调的出处，如何写成的？我依然按照过去的问讯回答了他们。军代表一言不发地站在审讯室的门口，倚在牢门上，一根又一根香烟抽个不停，劣质香烟的气味弥漫了整个审讯室，那几个长者显得很厌恶，不停地用手挥散去飘在眼前的烟雾。
“你知道吗？你写的曲调属于旧社会那种黄色的、阴暗的、下流的城市小调。”他们一连用了三个定语。
“我不知道这些。”我回答他们。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今天我才第一次听到。军代表感到无味了，也实在听不懂他们专业术语方面的提问，索性走开了，在审讯室的院子里继续过他的烟瘾去了。
看着军代表远去的影子，其中的一个人站了起来，用手摁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头朝下对我说：“你怎么想起做这事的？不是自讨苦吃吗？这年头想躲还躲不过，你却要朝上撞。”说这话时，语气略显惋惜和悲哀。
我看着他们，这么多日子里，我听惯了呵斥、训斥的语气，第一次听到这善意的讯问，感激地说：“谢谢你们！”
“谢什么？你好自为之吧。”说话的语调显得十分悲凉。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情况，在他们提审我的时候，已经是我结案的最后一道程序，无所谓进行不进行，是无关大局的最后一次提审。他们显然知道了我小小的年纪在这世上只有短短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死神正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我即将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因为一九七0年的五月二十四日我就被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年的六月六日，当时的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签下了“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盖上鲜红的大印。
这事，他们显然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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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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